神经症表现为各种躯体和情绪上的痛苦，强迫、抑郁、焦虑、恐惧，以及一些与情绪相关的躯体症状，如头痛、胸闷、气紧等。这些被称为神经症的症状表现是人类所独有的，我们很难在动物身上看到这些心理想象，因为动物没有像人那样的自我意识，也不会意识到自己必死的命运。只有人，从开始意识到“我”的存在那天起，就一直承受着存在丧失的恐惧，神经症往往就是对这种丧失的防御。一些难以成功的防御，也就构成了神经症的痛苦。

社会文化是人类意识的产物，死亡恐惧也通过意识深深地渗透到人类文化中，给文化抹上一层神经质的色彩。诺尔曼.布朗甚至极端地指出：人是一种神经症的动物，全部人类文化、人类历史以及种种社会制度，统统不过是神经症的产物。人们世世代代延续着这些人类文明，也许正是为了要防御这种不死命运带来的痛苦。如果没有死亡，我们很难想象有哲学、宗教，以及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。然而，当自我意识无法借助文化来构筑有效的防御时，死亡恐惧就开始成为个人生命的主题，成为神经质焦虑的核心，使我们的生活呈现出不同的神经症痛苦。

死亡对于生者来说是不可知的，无法掌控的，人类在死亡面前有着最深刻的无助。死亡恐惧往往不是对相对于“生”的概念化的“死”的恐惧，而是对生之不存的必然趋势的惶恐，是对自我存在感丧失的焦虑。不同的人体验存在感所依仗的内涵不同，所以死亡恐惧的内容，以及克服的方法也就因人而异。

有的人通过体验自己身体的各种感觉来感受自我的存在。现在流行的内观疗法，就是通过身体找到自我存在感的一种方法。还有的人通过自己的思想或者对他人的爱找到存在感。笛卡尔的“我思故我在。”，特雷萨的“活着就是爱。”，就体现了这种存在观。他们可能去著书立说，去抚育子女，关爱他人，或者去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。这种对精神、情感赋予永恒意义的价值观，也可能成为克服死亡恐惧的有效方法。此外，美感也常常被用来支撑存在感。美赋予当下的美好感受，可以抵御存在消失的恐惧。这些防御的共同特点是，它生发于主体的自我，以自身的体验为基础，对他人和环境的依赖性较小，所以具有一定的建设性和有效性。

而神经症的存在感赋予方式则具有被动性和无效性的特点，缺少自主性精神力量的参与，最终无法完成对死亡恐惧的防御。

强迫症的存在感是完美，不完美会带来巨大的不安。强迫症状往往是一些仪式化的行为或思想，如反复洗手、关门、强迫性地摆放东西，穷思竭虑地思考自己都觉得没有必要的问题等。这些行为和想法是为了获得对完美的控制，因为不完美就无法体验自我，无法感知存在，这对他们来讲就等于死亡。

抑郁症只有在获得依靠时才能体验到自己的存在。他们的自我力量需要他人或环境来提供，当环境无法满足他们自我中心的要求时，强烈的无助感、无力感会摧毁他们所有的生活意义，对生的绝望甚至可能滋生出求死的热望，但这时候的死恰恰是对不能再活着的防御，逃避对自我消失的恐惧。在这里，死成了无望命运的解脱，因为死了也就终止了绝望。

焦虑症通过确定感获得对存在的信心。不确定如同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，像一个无底的黑洞吞噬着他们的生命。他们不得不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对不确定的担心中，完全无法正常生活。控制“坏”结果的发生成了生命的主题。这是死亡恐惧最直接的体验。

恐惧症有着与焦虑症不同的具体的恐惧对象。比如，驱虫、蛇、高度、人群等。这些对象具有某种象征意义，人们恐惧的不是这些事物本身，而是它们所代表的独特的象征意义，对这些意义的探究不难发现死亡的阴影。恐惧症正是通过逃避这些对象，来象征性的防御死亡恐惧。

死亡恐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焦虑，但神经症的防御方式很难具有建设性。因为完美、理想化的依靠，以及无所不知的确定感是不存在的，而他们想要依赖这些不存在来体验存在，当然也就无法成功了。这是神经症深层痛苦的根源。建设性的做法是，在存在中体验存在，在尊重生命的有限与无常的基础上，构建自我的精神世界，赋予当下以生的意义。因为只有真实地“活”过的人，才能真正无畏于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