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应该之暴虐”是凯伦.霍妮在《神经症与人的成长》一书中的提法，这里借用这一说法，是为了突出“应该”这种思维习惯对人的伤害。

　　对“应该”的强调是一种道德化思维。道德化思维的特点就是持有某种评价标准，对自己、他人和环境进行好坏对错、高低贵贱的论断。有评价标准就必然有了分别心，内心也自然有了追求或排斥的方向，追求好的，排斥坏的，追求对的，排斥错的，执着高贵而厌恶低贱。特别是当这种评价结果与“我”的存在感挂钩时，“应该”的思维习惯就开始了对生命的伤害。

　　可能有人会说，“应该”这个词很多人都在用，也没有觉得有问题。是的，用“应该”这个词不是都有问题，是指把“应该”作为行为准则，用来强迫自己或他人，甚至强迫环境的人，才是在对生命施暴。而强迫的理由往往是“这就是做人的底线”。

    比如，只有做到“应该”之事，“我”才是一个“好人”，只有处于“应该”的状态，“我”才有存在的价值。如果“不应该”的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，那么别人就一定是不好的、错误的、低贱的存在，是应该被指责和排斥的对象；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，那更是无法接受，要么通过怨天尤人来为自己辩解开脱，要么直接感到羞愧难当、无地自容。

　　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种思维也没什么不好，可以爱憎分明，而且还能够严格要求自己，这不就是一种力争上游的正能量吗？

　　是的，在“应该”的思维习惯下生活，确实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向上的行为动力，但这种动力的背后是由恐惧推动的，恐惧自己成为那个“不应该”而失去存在感，或者被社会抛弃。

　　由恐惧推动的行为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急功近利、急于求成，因为这种看似积极向上的动力本质上是一种防御的力量，防御失败，防御错误，或者防御没有尊严、价值的状态，所以防御成功才是重点。这成功就是达到“应该”的结果，而过程显然是还没有成功的状态，所以过程中的“我”是没有存在感的，是焦虑紧张而难以忍受的，只有结果做到了“应该”，那么过程才有意义，如果结果不如人意，那过程就毫无意义了。

　　然而，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过程。成败得失、悲欢离合，就是这一过程中的酸甜苦辣，只有懂得品味的人，才是在活生命的过程，如果无心品味，只有对结果的担忧，或者所品之味完全由结果的好坏来赋予，那么对于这个人来说，生命的过程就不在了。

　　就好像我们吃一顿饭，品味菜饭的酸甜苦辣鲜香，就是在经历生命，但如果我们只是执着于某种“应该”的味道，极力排斥那些不符合“应该”的味道，甚至随时焦虑遭遇那些“不应该”，那么这顿饭还能吃出什么滋味吗？恐怕除了焦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

　　那么活在“应该”中是不是就真的能减少犯错，变得更优秀，或者更有德性呢？恐怕恰恰相反。

如果我们把“应该对”、“应该好”作为行为的动力，那么生命中丰富的情感和创造力就可能被压制。　　因为生命情感的表达万一是错的、不好的怎么办？而且很多东西还很难用对错好坏来作出判断，为了确保“应该”的正确性，也就最好不表达了。所以在这种动力下，生命要么被道德化的论断所打压，要么就因迷茫而无所适从，久而久之，可能连自己内心真正的情感也觉察不到了。一个脱离生命情感的人还可能优秀吗？或许他可以成为一部优秀的机器，按照既定的要求去运转，但却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人，可以享有和发展自己的生命情感。

　　同样，成天把道德标准挂在嘴边的人，可能恰恰是德性最缺乏的人。因为德性的呈现出于对内在良知的觉察，越能倾听良知的声音，这个人的德性就越高。但当外在“应该”的声音太大，就很容易盖过良知温柔的提醒，甚至自以为是的把良知踩在脚下，所以也特别容易作出违背良知的事来。

　　比如，用道德绑架别人或自己去做“应该”之事，如果别人做不到，就贬低、谩骂、否定别人，甚至用武力威胁对方；如果自己做不到，就自责自恨，甚至不惜自残、自杀来伤害自己。而这一切对于一个要捍卫“正确”的人来说，是不会感到内疚的，这正是可怕之所在。

　　这就是“应该”的习惯思维对生命的暴虐。其实，如果没有这些“应该”，人生也不会失去方向，因为生命天然就有它的生长方向，就像一棵树，基因就决定了它必然向上生长，去拥抱蓝天，去覆盖大地，这一点取决于它的内在，而不是外在的要求。人也是如此，内在的生命情感自然会引导我们去爱，去探索，去创造、去发现美，不需要外在告诉我们应该怎样。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孩子们去开启和意识到自己的内在生命，而不是简单地进行脱离生命的道德要求，这样伤害的不仅仅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关系，更是彼此的生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