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谁？这是天下第一问。

2500年前，希腊城邦公民苏格拉底凝视着刻在德尔菲神庙入口处的格言“认知你自己”，于是开启了起初属于自己，最终属于人类的哲学。几乎在同时代，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子悉达多，正面对怎样才能消解人生苦难这一难题？他在菩提树下四十九天逼问自己：“我是谁？”，于是证得缘起性空，放下我执，痛苦顿消。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“我”既为空，我的痛苦何在？

比佛陀（悉达多）晚出生一百多年的庄周，面对“我是谁?”这个问题，为众人讲述了一个极富超越性的故事——庄周梦蝶，蝶梦庄周。庄周用审美的方式销解了“自我”，消融了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界线，对感知世界的主体（人）进行质疑，让人们把注意力放到更基本的层面——什么是人的“存在”？什么是人的“感知”？庄周的逍遥背后传达着深遂的思想。也许是这样的思想太过于深遂，竟漂荡了两千年之久，才在苏格兰的高地上得到了回应。大卫·休谟18世纪英国哲学家提出了与庄周类似的“不可知论”，认为人是感知和经验的产物，但对感知和经验的真实与否是无法得知的。在庄周和休谟的眼中人们就象生活在《黑客帝国》里，生活有可能只是一场自己感知的梦幻而已。就如《黑客帝国》电影中尼奥被莫菲斯唤醒一样，哲学家康德称休谟“把他从独断的睡梦中唤醒过来”。

从独断的睡梦中唤醒过来的康德，面对“我是谁？”这个疑问，他把目光投向了灿烂的星空和内心的良知，他的思考穿越古今、见识广博，但他的脚步却终生没有离开过生养他的土地——波罗的海海边城市哥尼斯堡。我们可以想象：在海边的小城，身高只有一米五七的康德站在空旷的沙滩上，显得格外的渺小，他仰望星空，发出赞叹：“有两种东西，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，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，不断增长，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。”这一段话出自他的著作《实践理性批判》最后一章，并成为他的墓志铭，镌刻在他的墓碑上。在永恒的星空映衬下，康德找到了“我是谁？”的道德回答，在理性的维度上他找到了关于我是谁的永恒回答。他以巨人般的身姿架起一座通向现代人类思想的必经桥梁。理性和感性的哲学冲突在这里好象做了一个完美的了结。

    2500年前的某一天，鲁国人季路，悠闲地赶着马车。他是孔子的车夫、侍从，也是孔子的得意门生。季路扭头问孔子：“请教先生一些有关死的问题？”孔子望了望季路，然后将视线转向远方。随着马车的颠簸，孔子晃着头，用他教书多年已经习惯的吟唱方式回答：“不知生，焉知死？”孔子避开死亡这个问题，他也就关上了从个体化方向研究人性的大门。孔子从人际关系上研究人，从社会的最小组织——家庭，来研究人性。三纲五常，把“我”定义在一个组织结构之中。我是谁？我是关系中的一个节点，一个尊卑有序的节点。孔子的学问就是研究怎样教化人，让人去建立一个有序的组织，并适应这个组织。古人云“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”，指的就是孔子思想的教化和组织管理功能。

    季路的问题，他的老师没有正面回答，一直等到20世纪早期，一位德国教授海德格尔，肯定了季路式的发问。他认为向死亡发出疑问，思考死亡这件事，才能找到真正的“我”。我是谁这个问题，如果泛泛地去找寻，只能找到人的共性，人的文化特性，人的个体性会被隐藏。只有面对死亡，个体的人才无可躲藏，必须跳出来亲自回答，因为人是要独自面对死亡的，无可替代，无论你是国王贵族还是贩夫走卒。海德格尔提出“向死而生”，他认为只有一个人认真地面对了死亡，才能真正意义上存在于世。一个独立的人，一个真正以个体化方式存在着的人，会进入一种审美的境界。所以，在存在的框架下，海德格尔认为人是“被抛入这个世界的”、“向死而生”，“诗意地栖居”。他从起点上、终点上和过程中回应了我是谁这天下第一问。

　　苏格拉底、佛陀（悉大多）、孔子是同时代的人物，在他们死后150年，思想领域另一个重要人物登场了。这个人起初是以酒色之徒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的，后来却成就了圣人的美名......(未完待续）

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覃浪峰 2013/10/23于成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