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觉诞生了智慧，帮助我们超越二分思维的束缚，还原生命自然本真的状态，让那些因论断和评价被排斥在生命之外的思想和情绪情感，可以被接纳为生命的一部分，这样的“我”是开放的、灵活的、不断变化的，生命体验也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这是思想自由带来的结果。

然而，“我”还是可能在遭遇困境时感到不自由，因为困境会带来肉体和心理的痛苦，比如身体的病痛与劳苦，求而不得的遗憾与沮丧，以及生离死别等人生际遇，如果“我”无法承担这样的困境，就会被卷入各种负面情绪之中，让自己失去理性的自由。

因此，要想活出自由的生命状态，就必须有能力承担人生的困境。承担的第一步，就是接纳自身的有限性，而不是试图否认真相，维护一个理想化的自我状态。否则，所谓的承担就会滑向对困境的防御，即急于找到逃避困境的方法。这种急于逃脱的态度只会强化惶恐与无助，让自我深感被动和无奈。

接纳有限性意味着放弃成为无所不能的强者，去面对生命的脆弱。这当然需要智慧的参与，“我”如果还在“强”与“弱”的二分思维中存在，又怎么能够放弃成为“强者”的执着呢？接纳是因为站在了“觉者”这块智慧的木板上，不再依赖二分的那个“我”而存在，才可以当下“强者”这块存在的木板，接纳自我的有限性。在“觉者”的自我意识上存在，“强者”或者“弱者”就不再是“我”了，而是“我”所经历的生命状态，就好像起伏的波浪，波峰与波谷都是相对的、不断流变的，绝对的“强”和“弱”的论断在这里毫无意义，尽管波浪的强弱仍然是有限的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变化和流动之美仍然在那里，昭示着生命的意义。

接纳了生命的有限性，“我”才不会因为执着于成为“强者”而将困境的体验排斥在生命之外，才会去尊重自己经历的一切，哪怕是那些痛苦、无助的部分。无论自己遭遇了什么，尊重的态度都不会将经历牵连到关于“我”的评价，也就是说，事情是事情，我是我，即使这件事很悲催，很错误，也不意味着“我”很倒霉，很糟糕。这样，事情即使多么负面，“我”也有可能去面对，因为它始终不会威胁到“我”的存在。

这样，事情就可以作为事情本身被面对。比如病痛，它就只是身体的不适感，而不意味着“我”身体很差，或者“我”就要死了，这样我们就不会沉浸在自责和恐慌之中，而是可以理性地来探索病痛的原因和治疗方法。再比如考试失败，或者工作没完成任务，它就是一个事实而已，不意味着“我”很失败，或者“我”很蠢笨，永远也干不好，这样我们就不会总在内疚和自卑，而是可以理性地分析原因，去不断练习和总结经验，来帮助自己有效地提高。

可见，当生活的困境从维护“我是谁”的执着中脱离出来时，面对的难度也就下降很多，因为真正的难度就在于对“我”之丧失的恐惧，现在困境与“我”的存在无关，恐惧也就必然减少。接下来就是面对的态度了。

即使对于那些不涉及“我执”的人生困境，还是会有主动和被动两种态度。主动的态度是把困境看成自己的责任，并且把承担责任视为生命的意义。在被动的态度下，困境则成为生命的包袱，这个包袱虽然没有威胁到“我”的存在，但毕竟令人不悦，心理上是排斥的，即使仍然在承受，也是基于无奈。

这两种态度也映射出背后那个不同的“我”。主动面对者认为“我”存在的意义之一，就是对困境的担当，所以困境对他们来说，正是一个磨练和实现自己潜力的机会，是生命之花绽放的时刻，如果生活太过顺遂，他们反而觉得平淡无味，会主动为自己寻找更富挑战性的机会来体验生命的精彩。而被动面对者的“我”却缺失了这部分意义，虽然困境不至于导致自我否定，但对于“我”的存在来说，也是毫无意义的，所以自我没有任何动力去承担它，只是因为躲不过而不得不受着。然而，这种毫无意义的忍受只会消磨意志，最终忍无可忍。

比如生活中的各种麻烦，如果经历麻烦对生命来说是没必要的，那么当自我不得不承受没完没了的麻烦时，情绪就可能崩溃。然而，如果应对麻烦本身就是一种有意义的生命体验，当事人的内在感受就会完全不同。这就像打游戏需要不断通关一样，虽然最后的胜利是努力的方向，但一步一步过关的过程才是游戏的魅力所在，因为这一过程实现了生命潜能的表达，“我”会因此感受到自己内在的力量。

这力量也是“我”之所以存在的重要体验，即“我”因为承担而存在。生命是有限的，却并非无力，天生的有限性决定了生命必然是困境的承担者，承担不一定就能成功掌控一切，但承担本身却一定是生命力的彰显，而生命也就因此活出了自己。所以，承担的意义不需要等到成功以后才能被体验，在主动的态度和尽力的过程中，就能感受到生命的勇气与力度，并因此获得“我”作为承担者的存在感。

活出理性的自由一定离不开承担者对困境的担当，这种主动的态度和决心，让人生困境不再成为必须逃避的对象，这是勇气与担当带来的自由，它让有限的生命也能拥有精神上无限的自由。可见，人的生命不仅仅是一个智慧的觉者，同时也是一个困境的承担者，自觉可以解放思想，承担却可以活出自由。

当然，生命远不止如此，还可以更丰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