空性思想是原始佛学关于万事万物的解释。即世间存在的一切都是缘起性空的。既然是缘起，就不存在什么自有永有的东西，一切都是跟随因缘变化的结果，没有常性的存在。
对于生命的理解也是如此。生命只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，没有一个恒常的“我”存在着，因为上一刻的“我”和这一刻的“我”，已经不是同一个“我”了。由于“我”也是缘起性空的，所以称为“无我”。
佛陀认为，人的痛苦就是因为有个自以为恒常存在的“我”，为了维护这个“我”的存在，以及“我的”欲求和拥有，就必然产生执着之心，当执念不能得到满足时，痛苦也就应运而生了。如果能够把这个“我”空掉，觉悟“无我”之境界，就能从根本上去掉产生痛苦的根源，把人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。
佛陀的初衷当然是出于慈悲之心。他不仅这样说，也这样实践，还设计了相关的方法，来帮助人们修炼，以达到“无我”的境界。
人们修炼了佛陀的方法，确实对减轻内心的痛苦大有帮助。这些方法其实都是在修习我们的几种能力。
首先是觉察能力。就是客观地观照自己，成为自己的一面镜子，只是觉知，不做任何评价。观察身体的感觉和自己的情绪是如何升起又灭去，从而体悟“自我”不过只是一个无常变化的存在，这样，就可以破除那个恒常之“我”对自己的束缚，从我执的痛苦中脱离出来。
再者，就是操练慈悲心。为众生祈福，分享自己的收获。这种布施也进一步打破了那个“我的”束缚，让禁锢的心不仅获得解脱，同时还充满了爱的情感。
这些觉察和爱心的操练，是一个十分艰苦的过程，需要发愿和持守的决心才能够完成。所以这一过程也磨炼了我们的意志品质。
在这些修为不断增加的过程中，我们会发现，过去那个执着的“我”渐渐在失去它的影响力，但自我并非空无一物，而是比以前更加坚实了。我们更能够清楚地认识自己，也更有爱心和毅力。
这说明“我”还是在那里，只是这个“我”已经不再是佛陀试图空掉的“我”了，而是那个无需定义，也无需维护，就可以天然存在的生命之“我”。祂自在于当下觉察的智慧和灵动的情感，成为自主选择和无常承担的不变主体。无论世事变迁，因果轮回，作为生命存在的“我”都将以其不变的自由本质存在着，“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”地存在着。
这正是存在主义想要描述的生命存在。
在存在主义看来，真实的“我”就是生命本身，而那些自己想要成为的状态，以及想要拥有的东西，都不是“我”本身，而是一种幻像，一种被真实的“我”加工创造出来的幻像，当我们迷失了真正的自己，就会误以为那些幻像的存在才是“我”，于是执着沉溺于对幻像之“我”的追求，一旦事与愿违，就会陷入存在感缺失的危机而痛苦不堪。
身份、地位、荣誉和被爱，还有死亡、病痛、磨难和背叛，幻像之“我”的存在必须拥有前者而排除后者，否则，“我”就不知道该如何存在。这样的“我”显然没有觉察到，那个厚此薄彼之心最初是怎么升起的，是源于身体本能的快感和对死亡的恐惧？还是社会文化熏染的结果？不管是本能还是文化，我们最终给它们贴上什么标签，不都是“我”自由意志的选择吗？恰恰是“我”的自由，最终决定了我的好恶，决定了“我”不得不以哪一种幻像而存在。
当这个幻像之“我”最初的塑造者还没有觉醒，“我”就不得不依赖某种幻像而存在，就不得不患得患失地“活着”。这样的生活不是生命的活法，生命已经失去了祂的自主性，成为了自己制造的幻像的奴隶。
佛陀所修习的“无我”之境，正是要打破这些幻像，还生命以自由。只是在理论上，他只有解构，没有对生命存在的描述。而存在主义则注重对生命存在的体验，并认为这是通往“无我”之境的必经之路。因为只有站在真实的生命根基之上，那个幻像的存在才更容易破除。
随着佛学思想的发展，禅宗的“空”与佛陀的“空”已经有所差别了，禅宗“空性”思想的背后是为了突出生命的存在，王维的禅意诗很好地呈现了这种空的意境。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，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”。这里的“空”并不是一种解构，而恰恰是要烘托出生命的气息，传递一种生命之美。
在《圣经》中，耶稣所传扬的生命之道，对生命本身的存在又做了更为详尽的描述。他希望人们通过信仰生命原本的完美，来脱离肉体与文化带来的匮乏感、罪恶感，从而获得心灵的自由。
不管是审美还是信仰，都可以帮助我们抵达生命的存在，这是佛陀用生命活出来，但却不曾描绘过的存在。这种存在的本质是自在的，先验的，并非缘起，或者说，无法觉照其缘起，因为肉体的存在尚可找到其最初的因缘，但这个具有自主性的生命，除了设想，却找不到一个源头，祂是一切智慧、爱与坚韧的起点，是创造与丰盛的第一因。
对生命存在的言说和体悟是存在主义对空性思想在理论上的补充，二者应该并不矛盾。毕竟空性思想空掉的并非生命，而是与生命不相关的幻像，其目的也是要让生命灵动地存在于每一个当下。存在主义也认同这种解构的思想对于生命“去伪存真”的意义，只是更强调生命的“在”，强调“明心见性”对于消除“我”之幻像影响的意义。当觉悟并活出生命本来的存在，就能拥有空性的智慧，活出生命的灵动和自由。
|
